『大學學費要提高，很多人反對，我是贊成的』。1月5日，經濟學家茅於軾做客『嶺南大講壇·公眾論壇』作《國富國窮???制度和中國的經濟改革》的演講時說。茅於軾說，目前的中國高校裡，窮人孩子的比例只佔到10%—20%。如果高校學費降低，是讓不窮的人，有能力支付高學費的人搭了便車。他認為，最好的方法是提高學費，通過提高的學費，以增加更多的獎學金和助學貸款，來解決窮人上學的問題。(相關報道見三秦都市報1月7日A10版)

　　與此前張維迎教授『學費太低』的高論一樣，茅於軾老先生遭到了網友的炮轟。茅老先生明知很多人反對，仍然堅持表達自己的觀點，想必也有他的道理。多收富人的錢再來補貼窮人，『劫富濟貧』，多好啊。茅老先生的說法在理論上或許是成立的。公眾輿論為何不領情呢？老實說，我對茅老先生的高論也不敢苟同。筆者認為，茅老先生想法雖好，但不容易實現，還會『誤傷窮人』。我們不妨先看看，現在的大學學費標准到底低不低。在我看來，大學培養成本本身就讓人犯迷糊。如果說大學學費低，為何大學還在爭相圈地，擴大招生規模呢？20年多年來，大學學費漲了25倍，而這期間國民人均收入增長不到4倍。這又該如何解釋？

　　茅老先生說，窮人孩子的比例只佔到10%—20%，如果高校學費降低，是讓有能力支付高學費的人搭了便車。且不說窮人與富人的界限本身就比較模糊，窮人孩子的比例只佔10%—20%的說法也值得商榷。在物價持續上漲的環境下，暫且不說普通工薪階層被物價上漲壓得喘不過氣來，無力承擔高學費。就是曾經有能力支付高學費的人，在高物價面前，生活得也未必輕松。

　　收費少了，就會讓富人搭便車。按照茅老先生的邏輯推算下去，到處都有便車，窮人能上，富人為何不能？那是否意味著水電氣、交通、醫療等公共服務行業都要大大提高收費標准，規避富人搭便車呢？在筆者看來，即使要劫富濟貧，也應該通過稅收杠杆來實現，沒有理由拿公共產品做文章。

　　茅老先生建議通過提高的學費，以增加獎學金與助學貸款的方法，來解決窮人上學的問題，恐怕也不具有可操作性。先說獎學金的問題，獎學金以什麼為標准來發放呢？眾所周知，獎學金是對品學兼優學生的獎勵，根本沒有貧富之別。按照茅老先生的意思，窮人孩子是否一定比富人孩子優秀，或者說富人孩子即使優秀也沒有獎學金，豈不荒謬？

　　再說對困難孩子的救助與助學貸款的問題。不可否認，中央已經建立了一套『獎、減、貸、助、免』資助困難學生的完整體系，近年來，確有不少困難學生通過政府救助完成了學業，上不起學的矛盾得到了緩解。但是矛盾並未根本解決，學生上不起學的事情仍有發生，茅老先生不會否認這個事實吧。

　　毋庸置疑，制度的初衷是好的，但制度制定並非盡善盡美，難免有疏漏之處。而且制度要靠人去執行，執行制度要經過很多程序，資助資金從政策文件到具體落實，從銀行到貧困學生手中要經過一系列環節，救助資金發放遇到『腸梗阻』並非不可能。何況，還有銀行擔心學生沒有還貸能力，按著貸款不放哩。

　　當下，就業形勢嚴峻是不爭的事實，不僅本專科生就業不理想，研究生就業也不容易。不少家庭勒緊褲腰帶供孩子讀大學，結果就業艱難，不少家長與學生都發出了讀書無用的感慨。如果再提高學費，對窮孩子來說，豈不是雪上加霜？就算窮孩子拿到了助學貸款，勉強完成了學業，如果因為就業不理想，還不起貸款，被銀行曝光起訴，列入信用黑名單，他們會認為讀書值得嗎？從長遠來看，此舉很可能會打消窮人孩子上大學的積極性。

　　總之，筆者以為，茅老先生描繪的只是一幅理想藍圖。如果沒有補齊教育發展的短板，對窮孩子資助政策沒有全面落實的情況下，侈談提高學費，除了讓大學變成富人俱樂部以外，對窮人根本沒有什麼好處。

　　去年教師節前夕，溫家寶總理看望免費師范生時曾說：『希望教育部門、學校和老師更多的關注貧困家庭和孩子。學校的大門是向人人開的。讓所有貧困家庭的子女都能上學，真正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權利，這就是窮人教育學。』筆者倒要建議茅老先生先學學窮人教育學，再來討論大學學費問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