經濟學家茅於軾日前在做客『嶺南大講壇·公眾論壇』發表演講時稱，他贊成提高高校學費，也贊成電費提價。他認為中國高校裡，窮人孩子的比例只佔到10%?20%。如果高校學費降低，是讓不窮的人，有能力支付高學費的人搭了這個便車。通過提高的學費來增加更多的獎學金和助學貸款，纔是解決窮人上學問題的最好辦法。(1月6日《南方都市報》)

　　　茅於軾真的關心窮人上不起學嗎？

　　號稱『為富人說話，替窮人辦事』而聞名的茅於軾先生的這個觀點，其實並不新鮮，張維迎就曾經反復地表述過類似的看法。

　　茅於軾的邏輯之站不住腳，從他自己的講話和文章就可以找到根據。茅於軾說，『目前的中國高校裡，窮人孩子的比例只佔到10%?20%』，那麼，在全社會范圍內，窮人的比例是多高呢？不久前，茅於軾在一篇題為《中國建設和諧社會的主要對立面是什麼》的文章中說，『目前中國的富人在總人口只佔5%』??只佔5%的富人的孩子，在高校學生中卻佔了80%，這難道還不說明問題嗎？

　　至於說到助學貸款，就更不應該成為解決窮孩子上不起學的主要渠道了，道理很簡單：這會使那些窮孩子從高校一畢業，就背上巨額債務，和那些富人家的孩子又不在一條起跑線上了，結果使大學敉平社會差距、促進社會平等的功能喪失殆盡。此外，由於就業形勢日趨嚴峻，使得許多窮學生根本就沒有能力償還貸款。失業大學生生存都成問題，還談什麼償還助學貸款呢？

　　茅於軾的這個主意，在最理想的狀態下，還會使高校成為『中產階級』的榨汁機。如果我們完全排除了制度在執行過程中的扭曲和變形的話(這是不可能的)，那提高學費無疑會導致這樣一種情況：富人不在乎學費，窮人無須承擔學費，學費的重擔就完全壓在那些不能不在乎、又不能不承擔的『中產階級』的肩上，使他們迅速從『中產階級』的位階上向下滑落到貧困階層，如此而已。(郭松民)

　　　『漲價有益窮人論』經不住推敲

　　茅先生贊成提高學費和提高電價的邏輯都是一樣的：在低價情況下，富人因為獲取資源的能力較強，所以等於是政府的補貼更多給了富人；而提高價格，政府卻可通過發放獎學金和生活補貼的方式，將政府補貼專用於窮人。這樣的『漲價有益窮人論』看上去很有道理，然而敘述邏輯並不縝密。

　　首先一個難題是，提高價格讓誰受益？『先漲價後補貼』式『漲價有益窮人論』要想成立，那麼，漲價的好處唯有全部由政府獲得，然後由政府將這部分錢轉手補貼給窮人。相反，如果漲價並不能讓政府獲益，即給大學的撥款並未減少，提取的電企分紅也並不增多，那麼，提高學費既不可能增加學生的獎學金，提高電價也不可能增加窮人的生活補貼。事實上，讓提高價格的好處全部流入政府手中，進而形成所謂『補貼窮人基金』的可能性非常小。其結果必然是，窮人因漲價付出的要比因補貼獲得的多。

　　另外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，提高價格的門檻效應。顯然，學費越高大學的門檻也就越高，窮人的孩子爬過這道門檻的難度也就越大??如果連大學門都進不了，還談何拿高獎學金來彌補高學費的損失？而提高電價事實上也一樣，在能源有限的背景下，不啻為通過提價的方式讓窮人為富人『讓電』。

　　還有一個問題，是所謂補貼窮人的可操作性問題。與經濟適用房的遭遇一樣，恐怕針對窮人的助學補貼、電價補貼也同樣逃不出被富人瓜分的可能。何況，發放補貼需要機構和人員來執行，行政成本很高。(舒聖祥)

　　　『富人搭窮人便車』本就是常態

　　從教育到交通，再到最基本的水、電、熱，這些都屬於每個人必需的公共產品。一些人認為：很多公共政策，以窮人的名義制定，但是窮人沒有得到太多的好處，富人卻搭了便車。例如油價，中國當前汽油價格相對來說還是比較低的，但汽油一要提價就受到『窮人負擔不起』的指責，實際上馬路上開車的大部分人並非窮人，低油價受益最多的是富人；現在社會上炒得比較熱的幾項費用，比如教育、交通、住房，還有最基本的水、電、熱的價格，都要防止富人搭窮人的便車。

　　防止富人在低價中搭窮人便車??這個漲價理由看起來道貌岸然，其實荒唐無比。因為公共必需品上的『富人搭窮人便車』，這本就是一種正常狀態，是政府為了滿足公眾基本的公共品需求而不得不承受的代價，不管最發達的國家還是最窮的國家，每個國家都是如此。為了讓大多數人用得起起碼的公共品，尤其是支付能力較差的窮人，政府必須盡可能維持公共品的低價，富人因為支付能力較強，當然就搭了窮人的便車。所以在必需公共品上『富人搭窮人便車』天經地義，不這樣纔不正常、纔非常可怕，因為那意味著絕大多數人承受不起的高價公共品。

　　解決公共品上『富人搭窮人便車』的問題，只能以向富人更多征稅的方式完成，而不能提高公共品費用??因為那樣會置更多人於消費不起公共品的危險境地，使公共品落入市場化陷阱。(曹林)

　　　我為何反對謾罵茅於軾？

　　打量茅先生的這種觀點，筆者實在找不出瑕疵。高校裡窮人孩子的比例只佔到10%?20%，這不是茅先生的臆斷之詞，社會學家孫立平先生在其專著裡指出，在北京高校大學生中，上個世紀80年代，來自農村的學生佔到30%，90年代中期只佔到17%了，現在則低於15%。兩廂對照，高校裡窮人孩子的比例只佔到10%?20%，確非妄言。至於通過增加獎學金和助學貸款來解決窮人上學，這種提法是否落實可以再議，其思路本身並無過錯。

　　茅先生的觀點一經面世即遭炮轟，其實有著顯然的現實語境??當前，漲價是一個曖昧而敏感的詞語，面對物價的普遍性上漲，民眾抗壓的能力逐漸弱化，心理日趨脆弱，任何東西一旦涉及『漲』字都足以讓人心驚肉跳。倘若提高大學學費或提高電價，民眾生活壓力無疑會加大，在民眾眼裡，物價降落纔符合心理願景，主張漲價便是與公眾為敵。這是多數人對茅先生不滿的現實原因。

　　同時，因為學理知識的不同，因為專業素養的不同，乃至價值取向的不同，在一些時候，經濟學家和普羅大眾的確很難達成共識，經濟學家有時追求的是學理，是純粹的技術理性，而老百姓一般追求的是眼前利益，有時甚至『急功近利』，這種落差是存在的。

　　茅於軾曾說過：『人民群眾往往不明白誰是真正維護他們利益的人……』茅先生是孤獨的，也是有勇氣的，其心曲誰能體味？學者朱學勤稱，茅於軾這樣的老人應引起社會敬意，而不是敵意。筆者深以為然。